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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治浅绛彩天官赐福挂瓶
  
  

  

  

浅绛彩瓷在其最盛期,几乎占据全部日用瓷范围,在此仅介绍几种常见的器形。

⑴瓷板、浅绛彩瓷板尺寸、从现存清末民国初的“润例”看,从六寸到三尺都有,而传世浅绛彩瓷板多为30至40厘米宽,40至50厘米高。厚度有两种,一种为厚片,约6至8毫米,一种薄片厚仅3至5毫米。形状以长方为主,用于镶嵌家具则有圆形、扇形等。薄而小的瓷板,通常平置于窑中烧制,故底面时有“砂底”,中型及一尺以上的大片,背面有等距凸起的胎骨以防变形。

⑵瓶类,清末流行较大型(80厘米以上)的花瓶,甚少浅绛彩器,这与浅绛彩只适合写意画有关。浅绛彩器中最常见是琮瓶。左右两侧有象耳铺首,通常是正背两面作画,左右两侧书法。此外还有棒槌瓶、胆瓶等,大都为小件。

⑶帽筒,流传至今的浅绛彩帽筒也许比任何一类器物都多,高度在40厘米左右,以圆形为主,也有六角、方形的,有的还在各面开窗作透气或装饰用。此类器通常成对摆设于厅堂,以同治、光绪年间最为流行。

⑷食具及茶具,食具之中以汤盆数量最多,一般为圆形直身,高约6至10厘米,两侧配铜耳,厚胎,上有盖。此种食具流行于咸丰同治年间。碗则以六角棱角形碗为典型。这种碗胎釉均厚,高足,多带同治款。扁平的碟类较少见。茶具类以茶壶、茶盘及盖盅为大宗。茶壶有六角、方形、圆、瓜棱等各种,多带底款。茶盘是承茶盅的器物,多为椭圆式正圆形,边高1厘米左右,盘内绘人物或山水,一般为露胎或砂底。盖盅是清末时期流行的茶具,由盖、盅、水底二部分组成,讲究的浅绛彩盖盅三者上都有绘画。

浅绛彩瓷器物有一些典型的特点:⑴光绪年之前,方形及棱形的器物(包括瓷片)多为“米汤釉”。⑵多数器物胎都较厚,白釉白度普遍不高,名家所制者有时釉会细滑、洁白一些。⑶除瓷片等需要镶嵌的器物外,绝大部分彩器口沿都有一道金边,以金釉涂一圈作装饰,有点类似清初的“酱口”。但这道金釉极易剥落,保存至今鲜见完整的。

浅降彩瓷底款分为两类:⑴年号款,目前仅发现“同治”及“光绪”两朝。“同治”款出现最多,以矾红直接书于器底,带边框。光绪年间款多写“光绪年制”字样,也有不带框的。⑵室名款,分作者名和收藏者名两类。前者如俞子明的“友竹轩作”,后者如程门《幽居琴趣》底款“筱园珍藏”。有个别底款用青花作,则为较晚期出品。

浅绛彩绘成就最高的画科是山水,往往体现了元代以来文人画中的意境,且多配以题诗。浅绛山水多取林亭一类幽静小景,点景人物用红色或青色,取其醒目。回远山则常用一层赭石一层花青,以表现层次感。

浅绛彩花鸟画取材多为吉庆祥瑞的寓意,与海派花鸟画面貌相似。禽类画鹦鹉、绶带、仙鹤、喜鹊;花卉多作紫藤、梅、兰、松、竹、牡丹等,以迎合当时市民欣赏趣味。浅绛彩由于受材料影响,花卉着色不太鲜艳,因而牡丹、荷花等都画得较小。但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并未因此受到限制,他们选取木本团簇状花卉作对象,如紫薇、桃花,同样取得很好效果。

浅绛彩人物画可分肖像与人物两种 [1] 。肖像画必力求细意描绘。非浅绛所长。能画浅绛肖像者仅知有王少维及王琦二人,肖像画在浅绛瓷中极为罕见。

浅绛彩仕女人物造型面容消瘦,神态娴静,装束素雅,多效仿道光年间著名人物画家改琦(1773—1826年)风格。《陶雅》云:“道光窑人物似改七芗”。又云:“历朝画瓷人物,其面目神采,大抵相同,缘当时画手不过一二人,惜姓氏不传耳。”

浅绛彩瓷上还以独立的书法作装饰,这也是革新性的突破。程门、金品卿、王少维等人都兼工书法,整体看来,不脱赵(子昂)、董(其昌)一路,这与清代早、中期行书崇尚走势相似。而“当红”的书法家的风格对当代时兴书风会有所影响。例如许达生的楷书似成亲王,任焕章的行书类何绍基。清季嘉道以还,研究金石碑版成为文士风尚,这种风气在浅绛彩瓷上也有体现,如俞子明《女魁星图》瓶一侧就有金文书法。录自阮元《积古斋钟鼎款识》。之后则流行起用金文来装饰浅绛彩器,往往是在器物的一侧绘画。另一则用金文(通常以矾红书写)作装饰,内容是“子孙永享”之类的吉祥语,这种风尚一直到民国初年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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